欧元危机，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显著升值，但人民币汇率的被动升值，也缓解了当前人民币主动升值的压力。因而，欧元危机在降低了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同时，也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意外机会。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钉住美元，在6.83左右已经窄幅波动了20个月。然而，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是以牺牲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为代价的。在过去20个月里，人民币对欧元、日元两大世界主要货币汇率都经历了两轮波动，上下波幅大致在15%到20%之间。
　　从降低进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稳定对外贸易的角度考虑，仅仅追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放弃人民币兑欧元、日元等世界主要货币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
　　这是因为，欧洲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总额为4269亿美元，远高于中美之间2983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此外，日本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09年的双边贸易也达到了2288亿美元。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等于是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让中国国内的流动性直接受制于美联储政策的影响。
　　总之，无论从稳定进出口的微观层面考虑、还是从提高宏观调控能力的角度出发，我们都需要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这里，有两种汇率制度可供中国选择。其一是篮子货币，即人民币汇率钉住一个货币篮子，篮子由世界主要货币组成。2005年汇率改革时，就曾说过人民币钉住了一个货币篮子，但篮子的构成不对外公布，但2008年以后篮子里明显只剩下美元。其二是彻底的自由浮动。即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这是当前欧美、日本等主要国家都采用的制度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钉住货币篮子还是钉住单一货币，人民币都处于二级货币的地位。二级货币表现再好，也不过是其他货币的代用品。也就是说，只能巩固其他货币的国际地位，自己却没有机会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如果中国以“货币强国”为目标，那么就不能把汇率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设定为篮子货币。人民币即使短期内不选择自由浮动，但长期也一定要实现自由浮动。 
　　汇率制度从有管理的浮动转变为自由浮动的最大风险，就是转变完成之后的汇率水平完全不可控，有可能大起大落，且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无法预料的冲击。有一些研究机构的成果被用来夸大人民币潜在的升值幅度，如媒体报道但没有准确解释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被低估了41%”，从而增加了国内企业家和政府决策者对自由浮动的担心（fear of floating），一次又一次地推迟了人民币汇率改革。
　　当前，对人民币汇率最大的冲击来自欧元危机。在希腊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中，欧元对美元汇率从去年12月底的1.514下跌到今年3月份的1.35左右，跌幅约11%；在4月30日到5月18日的十多个交易日里又从1.33迅速下跌到1.22，跌幅8%。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也随之下跌，目前已经降至2002年以来最低位8.3815，并且推动了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上升。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人民币有效汇率从去年11月份的110.91上升到今年4月份的113.49。笔者初步估计5月份还可能会上升，人民币有效汇率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已快速升值了4.1%，特别是在过去10多个交易日内升值了1.8%。这样的升值速度已经不再是爬行了。
　　由于受到国内出口部门和外国政府的压力，我们本来难以决定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的，现在人民币有效汇率竟然“自动”升值了，从而缓解了人民币主动升值的压力。这无疑是欧元危机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然而，如果仅仅把这份大礼理解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那就忽略掉了它更加重大的意义。因为，等到欧元汇率走势逆转的时候，这份大礼又会被收回去。
　　实际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低的时候，正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较好时机。因为，汇率波幅的大小取决于汇改前的汇率水平与汇改后的均衡汇率之间的差距。鉴于当前的汇率水平越接近市场均衡汇率，汇率波动幅度会趋于缩减，也会降低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从这个角度分析，欧元危机缩小了人民币当前汇率与供求决定的均衡汇率的差距，因而也为人民币汇改提供了一个意外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