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期行走在大地上的创作者来说，被奥密克戎困住手脚，是这个漫长春天最沮丧的事。

孔子说“三月不知肉味”，三个月没做过线下调研，我似乎也忘记了那熟悉的生产车间的机油味和焊枪滋滋作响的声音。

很多计划都泡了汤。唯有忍耐。如卡夫卡所说，必须耐心地吸收一切，“不能弯曲，不能折裂。只能克服，始于自我克服的克服”。

沮丧之时，一如过去的习惯，我会找一些劳作者、创造者，听听他们在做什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这些输入，有时可能就是一句话，却能像安定剂，立即治愈情绪。

最近找了两个群体了解情况，一个是实体经济，一个是产业投资。这一期先写实体经济，下一期再写投资未来。

民企如何突围？

从2020年起，金蝶软件集团就参与了国家工信部关于推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数据监控项目，对情况非常了解。他们告诉我，今年是中小企业最难的一年，因为奥密克戎疫情暴发的时点，恰逢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原材料成本上涨、供应链和物流波动加大，终端需求也不足，很少有企业不受冲击的。

怎么办？金蝶给我提供了一些案例。

深圳市云鹏自行车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端自行车零配件的购销，他们的痛点是在物流无法正常运转时如何备货和管理库存。因为产业链太长，涉及到4万多个配件，任何一个小环节受阻，都会对生产交付产生影响。

云鹏的办法是有备无患，多备少患，要求各生产员完成6个月以上的产能备货量，也就是囤好保证未来6个月产能的货。在线下销售、电话订单面临阻力或缺陷时，云鹏迅速将所有订单流程搬到线上，其下游代理商、经销商和几千家自行车修理店在线实时查看商品、价格和库存，一键勾选，提交订单和付款，在线跟踪物流发货，实现“零接触”做全平台生意。通过努力，云鹏保持了90%业务的顺利运转。

中山市汇能硅胶有限公司是硅脂硅胶专业生产商。他们的痛点是有订单，且订单激增，但原材料不断涨价或缺货，电子材料、塑胶原料等价格上涨了8%～12%。成本增加，但产品层次不高，利润本来就薄，也不敢贸然加价，担心失去市场。

汇能的选择是克服困难保障交付，宁可牺牲利润，也要在客户那里赚个好评。同时加强供应链管理，对关键原材料实施替代策略，加快数字化转型，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

祖名豆制品是“中国豆制品上市第一股”，2021年大豆原材料成本上涨，他们毛利率同比略降，但因为生鲜制品是刚需，营收同比增长9.1%， 2022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1.1%。

祖名的做法是持续加大技术创新及研发投入，不但引进进口的高端装备，还相继推进了圆素鸡坯机器自动挤压、微压煮浆、配套脱泡脱气等10多项技术和工艺革新，2021年完成20多个新品开发，同时对甑豆卷、纤层豆卷、植物牛肉干等老产品的配方和工艺优化改良。

上海疫情期间，祖名延长生产时间，员工加班加点装箱，已向上海提供了千余吨豆制品，覆盖各大知名商超及线上平台。

以上案例显示，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企业可以通过变革而图强，通过创新而发展，而不是“撤退”“缴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无可退。

金蝶董事会主席兼CEO徐少春说，目前中小微企业的困难主要缘于疫情、宏观景气、市场内卷等，但也有数字化瓶颈、认知瓶颈、管理瓶颈等自身问题。企业成长就像爬山，到更高位置才能看到更广风景，低洼的地方就看不到。很多企业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还是用传统思维面对新问题。

变革才能超越。徐少春说：“金蝶自身突破数字化瓶颈也经历了几轮自我否定。2014年’砸’笔记本电脑，用手机移动办公，’砸’客户的服务器，让他们一定要上云；2017年’砸’ERP；2018年’砸’财务和业务的围墙，因为财务就是业务，业务就是财务，本该一体化……。”

“企业都在喊难，但真正的救世主是谁？是客户。每个企业都说以客户为中心，但过去你是不是真的在乎客户？根据企业和客户的关系，企业可以分成糟糕、很差、较差、普通、较好、良好、优良、优秀、卓越、理想等10种状态，糟糕企业就是伤天害理、不计后果地对待客户，理想企业就是与客户建立命运共同体。那些从一开始就善待客户的企业，在市场不景气时的竞争力反而更突出。只不过这样的企业是少数。但这就是方向。”

外企如何安心？

安姆科集团是全球消费品包装巨头，在中国有13家分公司、子公司。佘昕是大中华区总裁，资深经理人，且充满企业家精神，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跑。

我们在疫情前最后一次见面时，佘昕刚从新疆出差回来，说和新疆农牧投集团签了战略合作。安姆科在食品、肉类、乳品包装领域有优势，新疆农牧投则代表着新疆的农牧业价值，双方决定在产品包装、品牌设计、营销渠道构建、新疆特色农产品开发等多方面深度合作，为新疆农牧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带动农牧民致富做出最大贡献。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中央提出没多久，佘昕已跑到新疆实践去了，和自身业务也高度吻合。可见在中国的不少外企既懂经营也懂政治。

此次疫情，安姆科上海总部、苏州工厂、江阴三家工厂直接受到冲击。安姆科很多客户都是抗疫所需的医用和民生用品企业，如生产连花清瘟、扎那米韦吸入粉雾剂、新冠检测试剂的厂家，安姆科为其提供直接包装膜。

佘昕第一时间决定，疫情期间守产守厂，所有工厂正常运转，保障下游客户产品正常交付。江阴基地是国内医药包装的领头羊，面临市场材料短缺、库存不足、原辅材料采购及产品运输不畅等挑战。他们紧急行动，多方联系寻求货源，结合集团的全球采购和供应链资源，全力保障供应链畅通；同时还与全国其他多家工厂配合协调生产计划，充分扩大产能，优先保障抗疫药品和新冠检测试剂配套包装的生产，还不能影响其他客户的产品供应。

通过多方努力，安姆科中国总部及集团13家工厂被认定为“上海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供企业”，优先获得生产加工、物资采购和物流等支持。疫情期间，安姆科13家工厂做到100%无停工停产。江阴三家工厂在封控期间完全闭环安全生产，600名员工吃住都在办公室、会议室，坚守岗位，安全生产。

像安姆科这样的例子，充分证明了外企在中国的作用和对中国的价值。

尽管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这样那样的挑战，但“产品内分工”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一个产品往往是多国背景多个企业分工合作协同的结果，每个企业专注自己擅长的环节，然后通过供应链、生产链集成高水平产品。

我采访的大量中国企业告诉我，在材料、零部件、软件、系统等多方面都离不开外企合作伙伴。大量外企则告诉我，他们的命运也和中国大市场、中国供应链息息相关。

以位于张江科学城的通用（GE）医疗药业工厂为例，他们生产用于CT检查的造影剂，整个GE医疗的造影剂约占全球1/3，张江工厂是重要生产基地，产品很多都运往海外，满足全球各大医疗机构的需求。所以中国供应链稳不稳，也直接关系到全球消费者的利益。

从我的接触看，外企最担心的问题，一是知识产权的进一步保护，二是竞争中性，比如担心中国机构和一些系统在招投标中对国产化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和时间表。中国肯定会追求高水平自立自强，但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已深深嵌入中国，也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

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从1996年加入上海市外资委，一直在外商投资领域。他坦言近年一些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在下降。尽管统计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一直增长，但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的境外融资在增加，比如一家互联网平台在境外融资几十亿美元，也会纳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口径。所以千万不要忽略稳外资的意义，不只是资金问题，还是供应链问题。那些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外资企业，不少都是供应链的链主，如果他们外迁，就会给围绕他们配套的大量中国零部件企业造成重大影响。

6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的举措。稳外贸稳外资事关经济全局、就业大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外资外贸是上海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主体，上海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的行动方案中，专门有“多措并举稳外资稳外贸”一节，提出要着力稳定外资外贸企业预期和信心。现在需要更多的配套，将政策落到实处。

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说，把人留下，其他自然而然都会留下，“优化进出境签证办理手续，优化隔离程序及隔离地方设施，推出支持国际学校的特别优惠政策，都是留人之举”。

由于疫情，从2020年起很多国际公司的CEO就没有来过中国，而中国经理人要去总部汇报来来回回也很不方便。光靠在线交流，和实地来看看大有不同。想办法更快更便捷地打通国际来往，对稳外资十分必要。

怎样才能拒绝衰退？

疫情中，国企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建设方舱医院和隔离点，还是保供，抑或在闭环管理严格受控下保持生产经营平稳有序，将“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个要求集于一身，难度是空前的。

之前在第一财经节目中，我通过视频和上汽乘用车临港基地的领导交流过，他们有4000多名在岗工人一直闭环管理。外地的供应商停了，他们要及时和供应商所在地政府联系，将其列入当地“白名单”。有段时间上海的跨区域通行证非常紧张，他们就在供应商比较集中的周边地方，为某一家企业申请一张通行证，其余供应商将零配件都送来，再一次集中拉回。

除了国企、民企、外企，大量灵活就业者也在坚韧地为顾客服务。他们自救而利他，很多故事都令人触动。

所有这些市场主体的努力，让我看到了经济的基本盘，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想到了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有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更多市场主体努力生产更多的东西、更专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就是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就是通过变革和创新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出更高的附加价值。

这也是我一直的基本立场，即生产性创新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正道。

最近媒体和学界有不少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即在资产价格下跌而负债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企业和居民会尽可能储蓄，减少支出用于还债，不再积极消费和投资，从而引发通缩和衰退。这些讨论虽以日本为对象，也隐含了对中国的担心。

我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拒绝不了巨大的泡沫，也就拒绝不了巨大的衰退。

这正是日本当年发生过的事。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很多商业不动产、住宅、别墅用地、高尔夫球场的下跌幅度是百分之六七十，甚至95%，富翁变负翁哀鸿遍野。究其本，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资产金融化、泡沫化过于严重。

相比起来，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对资产金融化、泡沫化以及风光一时的金融资本玩家们，采取了多方面的相当严厉的措施。去杠杆，防风险，相当于主动拆弹。因此中国资产市场的稳定性、抗衰力和当年的日本很不同。一些房地产相关企业也认为，当下的问题主要是交易量不足，资产流动性不够，买家观望意识浓，特别是对商业类的重资产。同时因为诸多主动的限制，就算一些人有购买力也无法参与，不像日本当年，崩盘后“资产之水天上来”，下面却无力接盘。

中国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虽然没有日本式的泡沫崩溃风险，但也有沉痛教训，就是在P2P、非法私募、刚兑乱象、部分高杠杆企业爆雷等过程中，不少民间积蓄饱受冲击，甚至化为乌有。这从反向说明，如果任由“负债驱动、抬高预期、押注资产暴涨、加速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逻辑泛滥，有人击鼓传花，有人浑水摸鱼，有人炮制概念，有人制造庞氏，终究注定是一场“无言大结局”。

中国经济当下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是如何修复现金流量表，特别是修复经营性现金流。因为疫情冲击导致一些线下业态停摆，供应链和物流被波及，国际订单不稳，加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不少行业、企业裁员，其后果都是让原来能够产生稳定收入、稳定现金流的行业、企业和工作岗位，现在产生不了那么多收入和现金流，甚至完全消失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现在的“粮”就是要有进账，有收入和现金流进来。

为了保卫企业、居民的收入和现金流，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想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供应链、保市场运行。此时政府的作用至关紧要，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企业和对地方政府的纾困政策、就业政策、促进消费政策等），也在应出尽出。

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二个主要观点——如果不能保持包容性增长和生产性创新，也不可能拒绝衰退。包容性增长意味着让更多人得到机会，生产性创新意味着摆脱低附加值的困扰，创造真实价值，并不断创新价值。现在不少企业的资产变现能力差，本质也是因为这些资产的价值创造能力差。

结语

经济本身是有周期的，从这个意义说，谁都抗拒不了在某个阶段出现停滞或衰退。

我所说的拒绝衰退，是提出一种可能，即如果中国经济够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是坚实的、有韧性的，即使遇到再大冲击也能度过。

健康的人不是不生病，而是少生病，生了病好得快，这要靠平时方方面面的努力，养成好的习惯。身体素质好，健康质量才会高。

纵观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真正能够迈进高收入现代化行列、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并不多。历史启示我们，拒绝不了大泡沫就拒绝不了大衰退，不能实现产业升级创新驱动就拒绝不了停滞，解决不好贫富分化问题就拒绝不了社会性的陷阱。

最后再说一下日本。日本虽然经历了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但人均GDP至今仍接近4万美元，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排世界第三。日本人口确实严重老龄化，但去过的人都能看到，在酒店、餐厅、交通、环卫等行业，大量老年人仍在勤勤恳恳工作。日本企业在很多领域都有世界级竞争力，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再造了一个日本”，并推高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日本确实失落了二三十年，但资产负债表大衰退并没有击垮这个国家，说明只有产品与服务意义上的竞争力才是一国生产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的终极护佑。日本质量、日本服务、日本秩序、日本环境水平很高，在全球享有很好口碑。日本的失落更像是一种高水平的停滞均衡。这种与“失落”相伴的韧性，是日本的正资产，不应被低估，而值得深入研究并借鉴。